孩子们在上篮球实训课
闫卫国 摄
在洛阳瀍河区，有一所特殊的学校：别的学校择“优”录取，这所学校择“差”录取；别的学校一个班主任管四五十个学生，这所学校一个班设四个班主任，只管一二十个学生……作为我市唯一的工读学校，市旭升中学承担着“问题少年”的教育，也经历着时代变迁。
1 一名“问题少年”的救赎
“这个球传得好！”“精彩！”2020年12月21日，冬至，寒风凛冽。市旭升中学篮球场上，喝彩声不断——该校篮球教练陈鹏，正带着学生上篮球实训课。看到孩子们认真打球的样子，陈鹏感慨良多：这里是工读学校，接收的多是“问题少年”；他，也曾是其中一员。
8年前，因厌学、打架等，上初二的陈鹏被送到了市旭升中学。“如果初二没转来，我的人生可能滑向深渊。”陈鹏说，从记事起，父母就因工作忙，常年在外地，他跟着奶奶过活。性格孤僻的他，小学时常被霸凌。升入初中后，霸凌变本加厉，他开始反抗，打架成了家常便饭，后来学会旷课、逃学。
直到这时，陈鹏的父母才发觉问题。他们辞职返洛劝说，但为时已晚。陈鹏和父母激烈对抗，并表示不打算读书。后来，陈鹏的父母打听到有一所公办学校，能矫治孩子的行为，便将陈鹏送到市旭升中学，希望老师能劝动他。
“第一次见陈鹏时，他十三四岁，个子却有一米九，倔强又沉默。”该校副校长王怀章说，一开始很难和陈鹏沟通。后来，得知他曾在小学校运会拿过跳高、跳远第一名，王怀章就每天傍晚到学校教他打篮球。半个多月后，陈鹏适应了新环境。
住校生活和老师的全天候陪伴，让陈鹏有了安全感。平时，他像普通初中生一样学文化课，课余时间按个人兴趣上社团课。初二下学期，陈鹏参加了市教育局组织的校园篮球联赛并获奖。站在奖台上，如雷的掌声，让他第一次找回自信。
2013年6月，陈鹏通过中招体育特长生政策被市回中录取。高中三年，每天下午放学，陈鹏仍旧到市旭升中学练习篮球。高考时，他考上了焦作师专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
去年大学毕业后，陈鹏回到市旭升中学，担任篮球社团的代课老师。他像当年老师们教自己那样，从运球、转身、投篮开始，帮助像他一样的“问题少年”重燃信心，找回航向。
2 一所工读学校的尴尬
这些年，像陈鹏一样，从市旭升中学走出的学生有不少。这所位于瀍河区启明东路与环卫路交叉口的学校，是河南省现有的两所工读学校之一，也是我市唯一的工读学校。
该校有六年级至九年级共六个班近70名学生。“多是家庭难管、学校难教、社会难容的‘三难’少年，用常规教育方法很难起效。”该校校长潘海潮说，所以，学校实行全封闭半军事化管理，帮学生重建生活、学习习惯。
一个班一二十个学生，学校配四名班主任。在生活上，学生周一到周五在校，除上课外，还随教练跑操、整理内务等，作息被精确到每一分钟，周末由家长接回；在学习上，各科教师结合普通小学、初中教材，研发课程，解决学生基础薄弱、学习兴趣严重不足问题。另外，学校还有剪纸、国画、篮球、武术等社团课，培养学生的耐心和特长，为将来中招升学作准备。
对于这种管理方式，初三学生晓哲的感受具有代表性，“刚来第一个月最难熬，觉得失去了自由，总想逃走”。作为一个重度网瘾患者，每次返校，他都会偷带手机，但经常被没收，如此几次后就要受到惩罚——周末不准回家，在校接受思想教育、锻炼身体、整理内务等。第二个月，适应学校生活后，晓哲获得了奖励——到校外吃饭、限时玩游戏。入校到现在一年多，晓哲早已融入校园生活，目前正为明年的中考作准备。
“通过这样的矫治，不少学生走上正途。”潘海潮说，有的考上普通高中，有的因特长被四川音乐学院附中、河南职业艺术学院录取；还有的参军了……“真为他们高兴，但也有遗憾，其实，我们可以帮助更多这样的孩子”。
前不久，潘海潮接到一个来自我市某公办初中负责人的求助：该校一名初二学生有暴力倾向，多次与同学打架、顶撞老师，还拒不认错，学校建议将其送到市旭升中学，但孩子的父母认为，“工读学校就是少年犯集中营”，担心影响孩子今后的升学、就业。尽管老师多次劝说，这个孩子最终还是被转入一所寄宿制私立学校，入校后依旧问题不断。
“学校也采取过一些措施，希望能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潘海潮说，比如，学生转入市旭升中学后，可选择将学籍保留在原校，就读情况不记入档案，不良行为矫治后随时可回原校等，但仍难改变家长的看法。学校每年招生人数，从早期的近百人到现在几十人，并且还在逐步减少。
生源少、招生难，是否意味着“问题少年”变少了？并非如此。今年6月，最高检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显示，虽然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有所减少，但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人数在逐年上升。
3 一个破解困局的期望
一边是工读学校学生少，一边是“问题少年”在流浪——不仅市旭升中学，从全国范围看，各地工读学校都遭遇了此问题。资料显示，截至2017年，全国有93所工读学校，多数学校缺生源。河南的工读学校最多时有7所，目前仅郑州、洛阳各有一所。
“招生难或与1999年颁布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有关。”市公安局治安支队退休民警、市旭升中学原副校长杨留富说，此前，工读学校招生有强制性，即经原校报公安局批准或公安机关报教育部门批准，即可强制送入工读学校。新法颁布后，学生必须由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原校提出申请，经教育部门批准，方可送至工读学校。而家长对工读学校的认知，导致他们很少愿意主动将孩子送来。
家长不愿送，“问题少年”会去哪儿？潘海潮说，有的学生会坚持留在原校，有的辍学流入社会，还有的经工读学校短期矫治后，家长联系新学校把孩子转走。
“中学阶段是孩子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有些孩子意志薄弱，经短暂矫治看似有所转化，但离开这个环境后会故态复萌，走上吸毒、违法犯罪道路的也屡见不鲜。”潘海潮说，如果工读教育能延伸到高中或职高阶段，孩子们就能在稳定的环境里学习，等到18岁人生观、价值观稳定之后再走上社会，犯罪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近年来，相关法律草案修改时，也提及这一问题。
“今年8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拟进一步明确专门学校和专门教育的法律定位。”河科大法学院副教授林国强说。《草案》表明，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所在学校无力管教的，可向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提出申请，经评估后送入专门学校接受专门教育。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未成年人有特定情形的，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后，可将其送入专门学校接受专门教育。
2019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的意见》，鼓励各地通过职业院校开设专门班级、与社会力量合作办学等方式，拓展丰富专门教育的形式和渠道。
“多建一所学校，就能少建一座监狱。与其事后弥补，不如做好预防。”社会学者安锋说，挽救迷航少年，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形成合力，将更多资源、精力投入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中。
原创文章，作者：晴天，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bnfrf.com/1065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