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爱好者，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笔者最为喜爱的一部史学著作，每一次阅读都会给我带来全新的体验和感悟，我更是被书中的人物和故事所吸引，每每达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但是提到班固所著《汉书》却感到十分陌生，目前市面上我还找不到完整的白话版本，大多数是节选和精华版，让人难以一睹其全貌。

这种现象的出现，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汉书》的读者远不如《史记》众多，也许相对于《汉书》这部史学著作的严谨来讲，《史记》的内容更加喜闻乐见，其文章处处体现了司马迁个人的性情。

今天我们就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看《史记》与《汉书》有那些不同。

一、体例不同。

首先，《史记》出自司马迁之手，记载了从三皇五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汉书》出自班固之手，只记载了西汉一朝的历史。二者虽然都是纪传体史书，但是其记载的历史时间段有所区别，体例也有所不同。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体裁不同于前代以时间为次序的编年体史书如《春秋》，也不同于以国家为区别的国别体史书如《国语》。它不以记述言论或记述事件为中心，而是以人物为中心反映历史的“纪传”体，通过对人物的塑造，强调历史是由人类创造的。自此以后，从东汉班固的《汉书》到《清史稿》均采用此体例，对后世史书编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史记》细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全书共130卷，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以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和英雄豪杰人为中心，占全书内容的比重最大。“本纪”以王朝更替为主轴，按时间顺序记述历代帝王的言行和政绩。其中先秦部分五篇记载了五帝、夏、殷、周、秦，秦汉部分的七篇记载了秦始皇、西楚霸王项羽、高祖刘邦，吕雉、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和汉武帝刘彻；而“世家”记述了世袭王侯、封国重要人物的事迹；“列传”是帝王、诸侯外其他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十分难得的是还收录了少数民族的传记；“表”以表格的形式列出世系、人物和史事，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书”记述了礼乐、天文律法、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共有《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淮书》。

《汉书》共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汉书》一方面沿袭了《史记》的纪传体，但具体又有所不同。首先《汉书》并非《史记》之通史体，而是专门记述西汉历史的断代史。

全书从汉高祖刘邦说起，到西汉末年的王莽为止，共计二百三十年的历史。其次在具体类别的名称上有所不同。《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略为“纪”，“列传”略为“传”，“书”改成“志”，取消了“世家”，将汉代功臣编入“传”。有的类别内容也有所变化，如《史记》中的“书”大多数只是讲了一朝之事，而《汉书》将此类别变成了记载一类事件的“志”，时间跨度更大，可以把《汉书》的“志”看作是某一方面的专门史。

《史记》与《汉书》在体例上有所区别，《史记》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体例，但《汉书》则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首例，以后我国历代正史都采用断代史，因此司马迁的《史记》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史书定式，反而是班固的《汉书》成为了固定的范式，为后世所有编撰史书的参考。

二、思想倾向不同。

《史记》和《汉书》虽然都是记载历史，且其中所记载史事有部分相同之处，但由于作者经历不同，因此思想倾向上就有了较大的区别。

司马迁和班固写史书，同样都是子承父命写史，但二者之父记载历史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司马迁和班固所处时代、个人经历也不尽相同，因此二人思想倾向有明显的区别。

《史记》的思想倾向较为复杂，一方面司马迁有儒家思想倾向，以“三不朽”为其个人的人生目标，《史记》就是他“立言以不朽”的具体实践。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担任太史令，勤奋刻苦，知识渊博，以修史为己任，但他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因此为他把这件事作为自己的遗命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司马迁去完成。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幼年就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十岁就开始读古文，还师从当时的儒学大家孔安国和董仲舒学习。二十岁之后，司马迁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同时溯本寻源，听闻了很多历史事件亲历者的描述，得到了很多宝贵的第一手的史料。在继承了父亲的太史令职务后，更是广泛阅读当时的藏书。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初始的动机，为尽史官之责任，录当代之盛况。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的初始动机也是如此，但在写书的过程中，他因为替李陵辩驳的缘故蒙冤受屈，经历了宫刑。为了能够完成《史记》，他忍受着巨大的耻辱和痛苦坚持了下来，个人思想也发生了改变。他在对历史的感慨中加入了强烈的怨刺色彩，使许多人物传记充满磊落激荡之气，被后人称为“无韵之离骚”。他对人和的历史观照的深入透彻，也影响了他对当时政事的看法。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司马迁《报任安书》

他把致力于歌颂王朝正统，转变为强烈的批判精神进而关照历史本身，如将正史所否定的刺客载入列传，将霸王项羽、吕雉列入本纪，都是大胆的尝试和突破，对他们的人生观和英雄行为也予以肯定和赞颂。

另外一方面司马迁还有强烈的道家倾向，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有道家方面的倾向，司马迁因此受到了影响。

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史记·李斯列传》

《史记》中不少篇目表现出了这种倾向。例如《李斯列传》中李斯最后的感叹，就体现出司马迁受到了道家人生观的影响，那不是李斯的感悟，而是司马迁的感悟。

《汉书》则有强烈的正统思想。《史记》之后不少人为其续作，但班固之父班彪认为这些续篇水平多粗鄙不堪，因而自己为《史记》做后传六十五篇。他赞扬司马迁的才华的同时，又对于司马迁的思想倾向提出了强烈的批评，班固在《汉书》中为司马迁列传，他是汉代系统评价司马迁的第一人。

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

班固子承父业，他编撰《汉书》有歌颂汉朝功德之意，他篡改了司马迁《史记》中的一些观点，令《汉书》更加符合封建正统思想。另一方面，《汉书》表现出的思想倾向和《史记》中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异端思想不同，它的主导思想是阴阳五行学说和宣扬汉朝的正统观念，同时还宣扬天人感应。

二者在同一历史事件，同一类人上很多的看法截然不同，如司马迁的《游侠列传》里对游侠进行了歌颂：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史记·游侠列传》

而在班固的《汉书》中，则认为游侠是破坏社会秩序，造成国家动乱的根源。

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于强世者，扼腕而游侠者，以四豪为称首。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汉书·游侠列传》

看待同一件历史事件，会有不同的结论，那是因为作者的角度不同，因此他们的立场各异。司马迁历经磨难，他本身已经摆脱了自己的儒者之位，他不再是忠君的儒者，而是那个冷眼旁观的史家。班固则是一副敦厚的儒者之风，充当了封建统治卫道者的角色。

三、美学色彩不同。

美学色彩上，司马迁出于个人悲剧命运的原因，在《史记》的记述中充满了强烈的悲剧色彩，他歌颂了英雄的悲剧命运，如项羽落败时，霸王别姬的悲怆和伤感；写荆轲之死：“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史记·刺客列传》中这一段描写成为了千古绝唱，众多英雄为了荆轲刺秦这件事而相继赴死的情节，更是让人感叹。可以说司马迁因自己命运的悲凉，以他独特的情感角度，使他塑造的人物富有强烈的感情，表达了司马迁的爱憎分明的真性情，使《史记》成为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强烈的个人色彩还表现为《史记》之记述方式与以往史书记述的方式不同，作为同一事件的不同表述方式显示出作者个人强烈的主观意识。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历史事件，多对题材进行剪裁，不仅将历史事件描写的跌宕起伏，还通过许多戏剧性场面的描写，给情节赋予了诸多变化，并通过场景和内心描写来渲染气氛或烘托人物，在史实叙述的同时，刻画出具有强烈生命力的艺术形象，其文章表现出浓烈的艺术感染力。因此说《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同样也是一部文学巨著。

与《史记》相比，《汉书》的正统色彩强烈，没有那种悲剧色彩和跌宕起伏之气。且在行文上也同样如此，《汉书》的记述中多用古语，行文简练整齐，严谨有序，在材料取舍上班固也下足了功夫。他善于裁剪，注重交代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其史学性更强，而且感情色彩不如《史记》表现的那样直白，文字之间的细微变化中蕴含褒贬，措辞非常注意分寸，表现出了班固敦厚的儒家特色。

因此综合来看，《史记》和《汉书》的写作目的有所不同，因而影响到其风格有所不同。从文学角度看，《史记》的个性色彩更强，表现作者强烈的情感和对历史的个人观点，而《汉书》更强调史实的严谨，其史学成就功不可没。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