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修建大运河的根本目的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隋炀帝耗费巨资修建隋唐大运河一直被认为是隋朝的亡国之因。大运河修成之后隋炀帝又造出举世罕见、奢华异常的“龙舟水殿”供自己在运河上游宴享乐。修建运河和“水殿龙舟”前后呼应，仿佛大运河的开凿只为满足隋炀帝一己之私，以至现在很少有人知道隋唐大运河到底对古代中国意味着什么。
邗沟是联系长江和淮河的古运河邗沟是联系长江和淮河的古运河
古往今来，开凿人工河都不出物资运输和农业灌溉两个作用。但开凿连接两条主干河流的人工河往往只出于一个目的，就是运输物资。早在春秋战国，吴王夫差就曾开凿邗沟，用以运输军队伐齐。
吴王夫差开凿邗沟的初衷虽然是为了战争，但是当天下一统之后，邗沟的经济价值逐渐显现，到了东汉以后邗沟上往来运输物资的商船已经络绎不绝，运河的经济价值终于战胜了军事价值。
隋炀帝即位时隋朝国力空前强盛，初次投入运行的租庸调制展现出了空前的优越性，天下物资聚于东都洛阳，一时间竟被称作“盈满之国”。
同前两个大一统王朝秦、汉相比，隋朝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国家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发生分离。我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中华文明的根基在黄河。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魏蜀吴三国争霸以前，中国的粮食生产中心和政治中心是统一的，处于黄河中下游，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原。但是从三国开始，长江流域的粮食产量不断增加，到了隋朝，江浙一带的粮食产量已经超过黄河流域，南方成了新的经济中心。
国家经济中心转移到了江南地区，但政治中心却依然留在北方。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分离在南北朝分裂时期还不算问题，但再次实现大一统后，隋朝必须解决南北资源的交流问题。我们知道，自秦始皇大一统以来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集中物质财富既是权力集中的目的也是权力集中的手段。物质财富分散必然造成地方势力坐大，形成藩镇林立的割据局面，唐末藩镇割据就是例子。当然唐末物质财富分散的原因不是交通运输的问题。如何把全国物资统一贮藏管理和调配，以供隋朝政府开销，成了隋炀帝的燃眉之急。
现代社会的运输方式十分多样，追求速度可以选择空运，追求灵活性可以选择公路运输，追求经济效益可以选择铁路运输，如果需要跨洲际运输还可以选择远洋货轮。但是古代的物资运输只有两种途径，一是陆运，二是河流水运。
- 陆运需要人拉马驮，人要吃饭马要吃草，想从江浙往洛阳运粮食，需要的费用会几十倍几百倍于货物本身。
- 相比之下，依靠河流构建的水运就显得特别经济迅速。货物装船之后，要么凭风逆流而上，要么借水顺流而下。水运借助自然力量，比陆运经济实惠，是古代社会大宗货物转运的不二之选。
为了解决隋朝物资的运输问题，实现南北经济有效沟通，隋炀帝决定在前人修建的运河基础上开凿隋唐大运河。我们形容水利建设有这样一句话“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无论是修筑水坝还是开凿运河，短期来看都是得不偿失的，特别是运河，十年八年都回不来本，可一旦修成，价值就日益凸显。所以只有高瞻远瞩之人才能抛弃短期利益迎难而上，只有作风强硬的人才能冲破阻挠一往无前。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社会的经济实力允许开动如此巨大的基础工程，没有物质积累一切都是空谈。恰好隋朝拥有这个经济实力，隋炀帝还有足够的远见和强硬的作风。
隋唐大运河南起杭州，北至北京，中心在洛阳。沿途经过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六省，沟通了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通过隋唐大运河，生产于江浙的粮食、丝绸、瓷器终于能大量而经济的运到北方的政治重心洛阳。
唐代隋之后定都长安，但是作为隋唐大运河的西部终点，洛阳依然是首都粮食物资的中转站和储藏地。由于三门峡区域水流太湍急，从洛阳到长安这段距离很长时间只能通过陆路周转。这段陆路总长大约三百里，相比于杭州到洛阳的水路距离不值一提，但费用却占据了全部运输费用的一大半。
唐高宗和武则天共同执政的时期，两人经常带着文武百官和后宫眷属前往洛阳“就食”，原因就是从洛阳到长安这段陆路在运力上无法满足长安需要，为了吃饱饭，皇帝大臣只能去洛阳“度假”，武则天执政后，更是直接定都洛阳，直接免去了三天两头断粮的烦恼。水路运输和陆路运输的巨大成本和时效差距可见一斑。
唐玄宗天宝年间，洛阳储存的粮食占到了全国一半，这些粮食都是用船只走水运到的洛阳。唐朝覆亡之后又一次陷入分裂，横跨南北东西的隋唐大运河随即陷入无人管理的状态。转眼到了大宋，国家又一次从割据走向统一。因为战乱频仍，隋唐大运河许多河道已经淤塞，无法满足运输需要。
作为大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自然想定都于古城洛阳，但最终扎根汴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开封到洛阳这一段运河河道淤塞，无法满足首都的物资供应。没有了运河为自己输血，洛阳地位日渐衰落，再也无法重现汉唐时的辉煌。
元朝灭宋之后定都北京，隋唐大运河通往开封洛阳的西线支段被彻底抛弃，南北取直后从杭州到北京的距离缩短了九百多公里。在海运和铁路运输网兴起以前，大运河的运量一度占到全国的3/4以上。
当铁路运输和海运形成规模之后，依托运河形成的水路运输系统逐渐式微。受限于河流宽度和深度，运河上通行的货船不及海上货轮载重量大，从距离上来说，从南京、苏杭到北京的海上距离也比运河距离短。同时，河流运输的灵活性还比不过铁路和公路运输。
但是回过头看，没有隋唐大运河构建的水运基础，古代经济中心南方和政治中心北方就无法有效沟通，运输问题不解决，南北分裂就难以避免，皮日休用“共禹论功不较多”一句评价隋炀帝，绝非夸大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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